在讲座的开始，通过澄清莱布尼茨对恶的三重区分，Steel教授阐明了探讨“形而上之恶”论题的必要性。Steel教授指出，莱布尼茨将恶区分为三种：其一，道德之恶（Moral evil），来源于人的不正当行动（wrongdoing）；其二，物理之恶（physical evil），作为道德恶的后果，指代人所经历的遭受和痛苦（suffering）；其三，形而上之恶（metaphysical evil），根植于造物的“不完满性”（imperfection）和“有限性”（limitation），是前两种恶的根源（source），为前两种恶提供最终的解释，因此，也构成行动者的不正当行动、世界的无秩序之所以可能的前提。Steel教授认为，仅就道德恶与物理恶的区分及其关系而言，莱布尼茨与奥古斯丁的立场极为一致：在《论自由决断》中，奥古斯丁区分了“作为罪责的恶”（malum culpae）与“作为惩罚的恶”（malum peonae）；“作为惩罚的恶”是前者的后果，只有通过前者才能得到解释。然而，Steel教授质疑到，奥古斯丁对两种恶的探讨，似乎并不能穷尽地解释我们对恶的经验：因为，在日常经验中，存在诸多恶的形式（譬如，天生残疾的儿童、患有痴呆症的老年人或诸多自然灾害），而这些恶并不是人的行动的后果、不能通过人的行动解释，也因而并不属于上述两种恶中的任何一种。在这个意义上，Steel教授强调，莱布尼茨引入“形而上之恶”的概念是颇有洞见的——只有借助形而上之恶的概念，这些并非出于人的自愿行动的恶的现象才能得到解释。

Steel教授承认，固然莱布尼茨首次在文本中提出了“形而上之恶”的概念，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没有其哲学史来源。Steel教授指明，从哲学史的书写层面来看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（Proclus）和辛布里丘（Simplicus）既已论及恶的形而上学维度，进而通过中世纪哲学，间接地影响莱布尼茨的理论。Steel教授认为，普罗克洛在区分“自愿的恶”（voluntary evil）与“自然的恶”（natural evil）的基础上，也论及了二者之所以可能的形而上学根源。“自愿的恶”出自个别灵魂对错误选择，“自然的恶”植根于月下世界中有生灭变化的个别身体。两种恶均意味着某种“善”的缺乏；即是说，在存在和解释的意义上，这种无法恒久地保有善的状态先于自愿的恶和自然的恶。在这个意义上，Steel教授指出，对较低层级的存在而言，缺乏（defect）和丧失（deprive of）善的可能性，是所有其余形式的恶之所以可能的前提，也因而是恶的形而上学基础。

实际上，并非所有善的匮乏（lack）都是恶的形而上学根源。普罗克洛进一步指出，只有善的“缺乏”才是恶的形而上学来源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Steel教授澄清了 “下降”（descend）和“缺乏”（defect）的不同。“下降”刻画的，是太一流溢造成的不同存在层级（levels of being）在完满性上的差异。然而，这种差异自身并不意味着恶；譬如，我们似乎并不会认为人相较于无生灭的天体而言是恶的。恰恰相反，恶仅仅在于人并未按照理性的规定行动，进一步来说，在于存在者“缺乏”了它能够且本应当（due to have）具有的专属的善（proper good）。基于此，Steel教授表明，较低层级的存在并非因其比较高层级缺少完满性而是恶的；反之，恶仅仅在于它有不实现其自然本性、缺乏专属于它的善的可能性。

然而，上述新柏拉图主义对恶的解释，似乎不得不面临诘难：为什么并不存在一个完满的世界，其中不包含任何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？换言之，为什么太一的流溢并未停止在无生灭的存在层级，在避免恶的形而上根源的同时，保障宇宙作为整体的善？辛布里丘在《〈论天〉评注》中回应了这一问题。他写道，“正是在不稳定性和有限性中，人的德性才展现出善好与完满……如果没有犯错（going wrong）的可能，个体灵魂和身体的多样性便将消失。如果没有与较高层级不同的善好，那么宇宙整体就将是不完满的。”对此，Steel教授引入了“充裕原则”（Principle of plenitude）进行了解释。“充裕原则”揭示，宇宙的完满性以存在的多样性为前提；而这意味着，较低存在层级作为多样性的表现之一，在引入具有缺乏善的可能性的存在者的同时，也贡献于宇宙整体的完满性。因而，在相反的意义上，取消较低层级的存在和其缺乏善的可能性，便威胁到了宇宙整体的完满性，甚至“导致更多的恶”。借助“充裕原则”的图景，Steel教授最后表明，作为缺乏善的可能性的形而上之恶，是世界完满性的必要前提和完满世界生成的必然结果。

在讲座的开始，Steel教授呈现了阿奎那对形而上之恶讨论的理论背景，以及可能会面临的挑战。在Steel教授看来，阿奎那一方面接受新柏拉图主义的立场，将恶的形而上学根源视作“缺乏（deficere）适当善的可能性”；而另一方面，阿奎那也接受基督教立场，认为有限且可朽（corruptible）的造物直接受造于上帝。同时接受上述立场使得阿奎那不得不承认，作为恶的根源，缺乏善的可能性直接来源于上帝的创造，因而，看似也有不被创造的可能。对此，我们应当追问，为什么全能全善的上帝并未排除恶的可能性？ Steel教授引入了阿奎那对“充裕原则”（principle of plenitude）讨论回应了这一质疑。接续新柏拉图主义的论述思路，阿奎那指出，宇宙的完满性以存在的多样性——较高、较低存在层级之间的区分——为前提；即是说，有缺乏善可能作为较低层级存在者的表现，在引入形而上之恶的同时，也贡献于宇宙整体的完满性。以“充裕原则”为前提，阿奎那断言，既然“缺乏”是宇宙整体完满性的必要条件，“神意并未从事物（a rebus）中排除恶”。

在讲座的第二部分中，Steel教授主要分析了阿奎那的“缺乏”（privatio）概念，澄清了“缺乏”与“否定”（negatio）之间的差异，从而说明“缺乏”与恶之间的联系。首先，Steel教授从哲学史的角度，揭示了阿奎那立场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根源。在《物理学》第一卷第七节中，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“变化”的本原：其一，作为承载者的“质料”；其二，质料当下所具有的“形式”；其三，“缺乏”，即相对当下所具有的形式而言，质料能够具有却并未具有的形式。Steel教授认为，阿奎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“缺乏”的刻画，通过“未穷尽其潜能的承载者（subjectum）”界定“缺乏”：在《驳异教大全》中，阿奎那指出，“一个形式的缺乏，与并未穷尽质料潜能的形式有所关联”；即是说，由于承载者当下所具有的形式并未穷尽地实现其潜能、承载者仍旧拥有获得其余形式的可能性，相对于既有的形式而言，它所不具有的形式便被称为“缺乏”。就此而言，阿奎那将“缺乏”归因于承载者的可变性（mutable）之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较亚里士多德而言，阿奎那的“缺乏”概念有更加严格的限定：阿奎那指出，只有缺少“能够且应当（due to）”具有的形式时，承载者当下的状态才会被视作“缺乏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阿奎那的“缺乏”概念已然蕴含了规范性维度。

然而，作为恶的形而上学根源，善的“缺乏”（privatio）并不等同于对善的“否定”（negatio）。Steel教授认为，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承载者的存在为前提。就“否定”而言，善的缺失意味着纯粹匮乏，是一种纯粹的“非存在”。而就“缺乏”而言，善的缺失仅仅意味着承载者并未现实的具有其本应当具有的善，而这一状态只能在实存的承载者中实现。譬如说，疾病作为健康的缺乏，只能在实存的个体中实现；对于彻底匮乏了善、既已死亡的个体而言，便无论健康与疾病之分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阿奎那《神学大全》第一部分推论道，善的缺失预设“承载的自然”（underlying nature）和承载者的存在，进而，根源于缺乏的恶预设存在： “在否定（negative）的意义上，善的缺失（remotio ，absence）并非恶……在缺乏（privative）的意义上，善的缺失才是恶”。

在讲座的最后，Steel教授引入了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家苏亚雷斯（Suárez）的讨论，展现了“形而上之恶”论题从经院哲学到莱布尼茨的推进和发展。Steel教授指出，苏亚雷斯的立场较阿奎那而言更为激进：与阿奎那将“缺乏”的可能性仅仅追溯在身体性的、可朽造物的立场不同，苏亚雷斯认为，所有的造物都是可变（mutable）、有缺陷的（defective），进而，有“缺乏”善的可能性。借助奥古斯丁的讨论，苏亚雷斯将这种不完满状态（imperfection）归因于造物“自虚无”中受造（ex nihilo）、及其朝向“不存在”（non-existence）的倾向。在苏亚雷斯的图景中，不完满性和缺乏善的可能内在于所有造物，先于其余形式的恶，可谓是恶的形而上学根源。对此，Steel教授察觉到，莱布尼茨所提出的“形而上之恶”概念正立足于苏亚雷斯的立场：“造物中的原初的不完满性（imperfection）先于罪（sin），因为，造物在本质上是有限的（limited）”。